文/ 记者 李鹏

近日，一名叫卓玛的姑娘花费510万元巨资，从屠宰场买下6387只羊放生到四川省色达草原的消息引发网民热议。有网友赞颂卓玛“功德无量，爱护众生的生命”，也有反对者炮轰其“盲目放生，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

放生本来是行善之举，但如果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愿而祸害生态，祸害他人，就再难以说是行善了。就卓玛的这次放生而言，已有当地环保局表示，6000多只羊全部放生到色达草原，大大超过草原的畜牧能力。藏区的草原现在实行的都是轮牧，连续的放牧会导致草原无法恢复。此事发生后，大家最担心的莫过于大量羊群涌入，可能会对色达草原原有的生态系统造成破坏。

放生行为在中国历史久远，狭义单指解救释放人命，广义则包含一切人命与禽兽，但持续、广泛的放生习俗的形成，还是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尤其是从宋代开始，放生习俗的开展更是成为佛教深入社会的重要传统之一。也就是说，放生行为在中国有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基因。在另外一个层面，放生行为也是在世界很多国家普遍流行的一种普世价值，这里面不仅有着行善积德的逻辑，也有着珍爱生命、万物皆灵的生命观。这意味着放生行为的存在有着内在的合理性。

近些年来，放生行为在中国开始变得越发流行起来，并且规模性放生开始成为一个显著的现象。但遗憾的是，由于一些放生组织者缺乏基本的生态知识，不尊重科学和自然规律，为了自身所谓的“积德集福”或者其他私利让一些放生行动变成了杀生行为。例如冬天在北京放归杜鹃等食虫鸟，鸟儿可能会饿死;夏季在北京放归灰鹤，鸟儿们会因为找不到种群，无法迁飞而滞留在当地。事实上，正是很多不科学的放生，导致一些动物的非正常死亡，放生行为最后演变成了杀生。

对于混乱盲目的放生而言，最为严重的是给放生地带来极大的生态安全隐患或者是后果。这些年，因为盲目放生带来人身安全或者生态风险问题的案例并不在少数。比如2015年9月至10月间，广西柳州市的都乐公园内，几乎每隔一两天就会有蛇出现，而且清一色都是眼镜蛇、竹叶青之类对游客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有毒蛇，后来的调查发现这些蛇都是有人故意放生的，这给公园的安全和管理带来了极大的难题。今年上半年，北京市怀柔区未经批准的一次放生行为，约300只狐狸和貉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山区，导致附近村民的家禽等被咬死。现在被普遍当成宠物养的巴西龟，也被很多人随意丢弃或者放生在自然环境中。然而巴西龟属于外来入侵物种，在我国基本没有天敌存在，它们会大量捕食小型鱼、贝及蛙类的卵和蝌蚪。如果随意放生，巴西龟大量进入江河、湖泊，与本地龟抢夺食物，会威胁本地龟及相关物种的生存，对原有生态链造成极大的破坏。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年放生已经形成了一个利益链，一些人甚至将其当作产业来运作，形成了黑色的产业链。前不久，央视新闻频道《朝闻天下》连续播出了《变了味的放生》节目，报道了天津、河北邢台等地一些不法分子专门做起了放生的买卖。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在这种利益链条下的放生，跟我们所提倡的放生精神，在本质上已经有了不小的差距。

为了遏制盲目放生的乱象，我国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三十八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将野生动物放生至野外环境，应当选择适合放生地野外生存的当地物种，不得干扰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生产，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随意放生野生动物，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或者危害生态系统的，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这也意味着，随意放生或将构成违法行为，也不再是追回放生动物就能了事的。

我们并不反对放生，但是我们坚决反对盲目、祸害的放生，放生应该建立在遵守法律、尊重生命、爱护生态的前提之下，回归放生活功的本源和初衷，而不是不讲科学地放生，更不能成为放生黑色利益链条中的一环，祸害他人、社会及我们的自然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