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教师节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北京师范大学看望一线教师，并参观了北师大心理学院国家重点实验室。在心理学院参观过程中，习主席很关注心理学的发展趋势。根据北师大心理学院院长刘嘉回忆当时的情景，习主席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心理学问题。现在大家来一起分享下主席关心的科学知识吧。

　　问题1：利他行为和利己行为在大脑上有什么差异，有没有客观的指标去测量?能不能通过后天的环境，比如教育的方式去改变人的大脑?

　　“利他”优于“利己”，行为金标准

　　所谓“利他行为”，在社会心理学中一般是这样来定义的：一个人所作出的行为对他人是有利的，而对自己则并没有明显的利益。或者是一种无私的行为，只是为了他人的利益。比如，清代小说《镜花缘》勾画了一个“礼乐之邦”君子国，此国中，人们不关心自己，只关心他人。在市场交易中，卖主力争是要付上等货，受低价;买主力争的是要拿次等货，付高价。

　　相反的，“利己行为”顾名思义，主体的一切行为的内在动力是“为我”或“利己”。

　　对于利他行为与利己行为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多在行为层面做了很多探索。在社会心理学的文献中，与利他行为相近的术语还有“助人行为”和“亲社会行为”等。影响利他行为的主要因素是动机，另外还有旁观者的人数、他人的示范、需要帮助者的特点，以及可能提供帮助者的人格、性别、心情等等。

　　博士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师从北师大校长董奇，现为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徐继红告诉记者，“提到利他行为，更多的是把它看成一种社会行为，而且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很多老师都是把利他和利己归于社会心理学研究，从行为的角度来探索。”

　　“利他”OR“利己”，脑部有差异

　　对于两者在大脑上的差异，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健康与遗传心理学研究室研究员尹文刚则表示，“目前通过功能影像来看，两种行为在大脑运作上还是有差异的。国内外神经科学家和认知科学家临床上的研究非常多，但由于脑部各区域作用不同，脑科学研究还在探索中，所以到目前为止，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

　　比如，2007年曾发表在《自然神经科学》上的研究，是美国杜克大学医疗中心对45个参与者的大脑，进行功能性核磁共振技术扫描，研究为什么一些人会选择利他主义?实验过程中，研究者让45人选择自己玩电脑游戏或是观看电脑玩游戏。无论选择哪一种方式，只要能够成功完成游戏，他们就能够为自己选择的一家慈善团体挣到一笔捐款。

　　科研人员表示功能性核磁共振技术，可以通过无害的磁脉冲来测量大脑含氧量的变化情况，而大脑含氧量代表着神经细胞的活跃性。首席研究员达罗尔·坦克尔斯里说，此次扫描显示，当人们试图感知社会关系时，有一个称为“pSTC”(后上颞叶皮层)的大脑区域具有较高的活跃度，也就是说，此区域与利他行为相关联。

　　此外，还有科学研究发现，利他行为与ACC(前部环绕状皮层)、OFC(大脑眶额叶)、杏仁核和纹状体等区域的激活有关，且获得物质奖励与做出利他决策激活相同的脑区。

　　一根木棍、一堆沙土、几个破盆破罐或许就是乡村孩子们快乐的玩具和欢乐的源泉。图为山西芮城，两名小女孩在玩抓石子儿游戏。

　　教育方式，可塑你的大脑

　　那么，能否通过教育的方式去改变人的大脑?徐继红解释，“这个是可以的。因为人的大脑是具有可塑性的，这也是认知脑成像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我们都知道，大脑是由内部的突触、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组成的，而这些连接可以由学习和经验的影响建立新的连接，从而影响个体的行为。在功能上，大脑具有补偿功能，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使大脑的某一区域的功能由邻近脑区所代替，可以说，最初发现大脑具有可塑性的，就是来源于对脑损伤的研究。我的导师董奇校长很多年之前就提过的‘学习与脑的可塑性’理论，发表过很多相关的文章和书籍。”

　　既然我们的大脑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发生改变，那么通过早期教育、给予丰富的教育和学习环境、强化式的训练等等也同样会对大脑产生影响。徐继红介绍，“脑的可塑性有个关键期，过了关键期作用不太明显，但也会有一定的作用，如脑损伤的病人，可以通过训练或练习，使大脑的某一部位替代损伤部位。”

　　成人大脑结构，也具可塑性

　　教育可以改变大脑，改变到什么程度呢?尹文刚说，“一般来说，教育的对象年龄越小，可塑性越大。美国费城人类潜能开发研究所多曼博士发现，早期阅读还可以治疗严重脑瘫儿。”

　　那么，对于成人来说，大脑是否有可塑性呢?香港大学认知研究方面专家谭力海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运用脑成像技术(fMRI and PET)与认知心理学研究方法探索人类神经解剖结构与认知过程发生机理。

　　谭力海及其同事对19名成年受试者进行了一种特殊的训练。这种训练被设计成模仿出现在儿童期早期的语言发育阶段的迅速而密集的词语-物体关联。研究中发现成年人的大脑在经过仅仅2小时的“像儿童一样”的学习之后出现了生长，证实完好的成人大脑比以前认为的在结构上更加可塑。这一研究成果公布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

　　问题2：血型对人格有什么影响?

　　血型和人格，没有关联性

　　血型与人格的关系一直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最早的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提出气质体液说开始，人们就对这方面进行了探讨。1902年，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病理学家卡尔·潆德斯泰纳发现血型。从1964年至今，心理学家们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血液与人格相关的论文，但由于所使用的测试量表、人群等多方面存在差异，结论并未统一。

　　尤其是近几年的研究并未发现血型与人格有相关。徐继红表示，“正如董校长所说的‘古希腊医学的发现有一定道理但也有局限’，我们很难说血型对人格一定有影响。个人认为，如果真的要挖掘血型与人格的关系的话，是否从基因层面能够找到更多的证据呢?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还有待进一步去证明。”

　　1927年，日本东京女子师范学校教授古川竹二对1245人进行了实验与观察，发表了著名的“古川学说”，认为血型与人格有关系。对此，尹文刚说，“现在所说的二者关系可能就来源于日本的学说。但我国现有的研究还缺乏实证性研究，所以不能盲目照搬理论。”

　　最近，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九州大学社会心理学讲师绳田健悟对日本和美国共1万名以上的受访者实施调查，进行数据解析后得出结论，血型和人格有关联性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这项研究成果于今年发表在日本学术刊物《心理学研究》上。

　　问题3：城乡儿童在认知能力上的差异，如何去减少这方面的差异?

　　环境因素，改变认知能力的重点

　　徐继红曾在北师大读博期间，参与过一个关于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育的项目，其中有对城乡儿童认知能力的比较。她告诉记者，“结果发现城市儿童的认知能力要显著优于农村儿童，县镇儿童也显著优于农村儿童，城市儿童与县镇儿童也有显著差异。说明城乡儿童在认知能力上是有差异的。”

　　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受遗传和环境的共同作用。徐继红解释，“遗传是儿童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是与生俱来的。良好的遗传因素是儿童认知发展的物质基础，但这只是为认知能力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要想认知能力得到较好的发展，还必须通过环境的作用。有研究曾指出，没有正常的生活环境和教育，人的遗传特质便得不到正常发展。”

　　除了有一定的遗传因素外，更可能是由于环境因素的影响，这里的环境包括学校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等。徐继红强调，“狼孩即使有良好的基因，但由于被狼养大，剥夺了其与人类交往和受教育的机会，其认知能力也不会有正常的发展。也就是说，如果想减少儿童认知能力的城乡差异，最重要的还是环境因素，尤其是有意识的教育活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强调重视教育，加强教育力度，实现教育资源均等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