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舞蹈》导师金星就是中国首个做变性手术的人，她曾公开抗议过性别歧视。

▲ 11月30日，印度新德里， 大约1.5万同性恋者和变性人举行游行。

▲ 对于“酷儿”群体来说，社会性别既可以是男，也可以是女，还可以不男不女、既男又女，高垒就是酷儿群体中的一员。

▲ 2010 年柏林国际田径运动会，“双性人”塞门娅女子800 米夺冠。

▲ 12月8 日，《男人讲故事》纪录片首映暨男性参与终止性别暴力公共论坛现场（左一为方刚教授，右一为志愿者高垒），现场“酷儿”高垒也讲述了自己不同的心路历程。


　　当我一边练肌肉、秀肌肉，一边幻想自己有子宫和产道而且正在怀孕或者生孩子，此刻，您觉得我是男还是女?

　　“我是个无法被性别定义的人，我上一分钟的性幻想对象是女孩，下一分钟可能就变成了男孩。平时我酷爱健身，在同龄人中我的身材还是挺‘壮实’的，”谈论起个人身份，“酷儿”高垒这样说道。“当我一边练肌肉、秀肌肉，一边幻想自己有子宫和产道而且正在怀孕或者生孩子，此刻，您觉得我是男还是女?”

　　青春期，“我”选择了跨界

　　“酷儿” 一词以往是个贬义词，来源于英语queer，意思是“怪异的”“奇葩怪胎”以及“把……搞糟”等等。对于“酷儿”群体来说，这个“含糊的统称”意味着，“我只是与众不同而已”。它无法用“双性恋”或者“泛性恋”一类地概括，似乎都不确切。这个群体的社会性别既可以是男，也可以是女，还可以不男不女、既男又女。

　　眼前，这个在某杂志社做编辑的“生理男生”高垒， 高挺的鼻梁，看起来很Man也很健谈。怎么也难以想到他的内心“有一半是女生”，这是他不为人知的 “秘密”。一方面，他算是幸运的，至少早年有些朋友诧异后还是接受了他的性取向。但另一方面，他也是不幸的。十一岁时父亲早逝，母亲带着他，和现在的继父组成了新的家庭。也许，家庭的变革或多或少影响了他的精神成长。

　　如今，高垒希望自己会碰到一家“志趣相投”的组织或工作。由于与同事的信任尚未完全建立，他找不到可以倾诉想法的人，时不时在网络上听到“鄙视”“辱骂”“诅咒得艾滋病”的声音。高垒自述，“我觉得自己从小到大所接受的关于性别的种种教育中的‘男女有别’的规训，有着极大的内在荒谬。十一二岁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自己不同于其他同学。我对有关女人的一切都特别感兴趣，都想尝试。我会偷偷穿妈妈的裙子、胸罩。当我提到妈妈的裙子太土，建议她买好看的裙子时，她会马上转换话题或是训斥我。”

　　对于为生活忙碌的母亲而言，这些细节都是不知情的。“我几乎喜欢女人的一切，但排斥高跟鞋，只喜欢运动鞋，也不大喜欢胸罩;同时，也不会改变对肌肉的喜爱。”整个青春期，以及二十出头的那几年，他没有选择公开身份。现在在家人催婚时，他依旧刻意掩饰着自己的性取向，表现得富有男子气概，好让自己看起来和别人一样。

　　我是“酷儿”，不是主流男人

　　曾经，继父和父亲都对母亲使用过家庭暴力，“这与我既喜欢美女又喜欢帅哥，并无直接关联。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天生的因素，以及一些偶然的机缘造成的。我看到过动漫《乱马》，书中的主人公是个很帅的大男孩，但只要身体一接触凉水，就会变成女生。这套书激发了我内心对性别可以变换的强烈向往。”

　　大学毕业后，有一天他心血来潮，鼓起勇气买了个摄像头，趁着父母不在家，自拍了一些裸照和女装照，“我以‘猪川猫二饼’的网名，将照片发到了很多网络社区，包括百度贴吧和猫扑。”

　　在网上，高垒结识了各种类型的“酷儿”，通过群聊等方式，找到很多可以抱团取暖的“同类”。 2011年底，他注册了微博，找到了相当一些“非主流”的网友，其中的一些人，都是性别多元平等权的主张者、行动者。“酷儿”找到同道，他发现自己的沮丧情绪完全消失了。“但我至今没有对父母承认‘出柜’，因为我知道，长期生活在‘主流文化’中的他们，对此完全无法理解。每个‘酷儿’都有自己的不同情况，也没有‘标准’的道路，只有多元的主体性和自由选择。”

　　也有人觉得，也许高垒个性太敏感了，所以才会成为“酷儿”。对此，心理咨询师朱雪琴表示，“我觉得，任何一个关于性别的框，都没办法束缚、概括他，并把他的特质描述准确。‘酷儿’，也许是一个不错的词。但是我觉得‘酷儿’不是一个身份，而是一个姿态。就好像高垒说的，我就是喜欢跨界。‘酷儿’的精神在于向一切约定俗成的约束反抗，不屑那些对人性的拘泥。”

　　20世纪90年代，活跃于西方性学界的“酷儿”理论，就是向异性恋和同性恋的两分结构挑战，向社会的“常态”挑战。这个圈子，仅仅是冰山的一角。个人混乱又自控的模式，与他们孤独又沸腾的内心世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体会感知的。

　　改变生理性别，“我”愿意

　　与高垒不同，同样是80后的依依，向家人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并在一次演讲中讲述了由男变女的“变性”经历。

　　白马王子、穿水晶鞋的灰姑娘、白雪公主的故事，让依依很向往美好的爱情，他想和喜欢的帅气男人在一起。“2003年我在上海长征医院做的变性手术，现在是中国最大的变性网站手术板块八年的版主。”

　　从小，依依生活在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父母都是干部，家里有三个孩子，有哥哥和姐姐，他最小。由于父母工作比较忙，他自觉缺少关爱，所以像个小女生一样爱护自己。他承认，“其实，我很小就觉得自己是个女孩子，穿衣服或者是打扮都是比较另类的。我喜欢化妆，希望自己能每天都很漂亮地活在每个人面前。”

　　儿时的性格叛逆，让他并不在意别人的眼光。“我家里其实接受不了，但我父母也没有打我。可我的另类打扮，还是无法逃避现实中同学的指责。”刚开始依依对同学间的议论特别敏感，但慢慢地他选择不再压抑自己，越发表现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爱好。“我在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特别喜欢我们班的一个体育委员，大眼睛、高鼻梁、脸上有点肉的那种，个子也挺高的。我当时很喜欢他，每天只要是能见到他就觉得很高兴，心情很好。后来他们家搬迁去了济南，我还难过了好一阵子。”

　　“发声”好过“沉默”

　　直到90年代末，性学家李银河写的《同性恋亚文化》，提出了“同性恋”的说法，依依知道了“同性恋”一词，但他不认同自己是同性恋。

　　“我想变性的想法，是另一个有着同样想法的朋友提起的，我当时突然就醒悟了过来：做一个女人，去爱一个男人，相夫教子，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于是依依开始疯狂地查阅相关的变性资料，留意这些方面的消息。“我知道的第一例变性人好像是在1997年，在网络上炒得比较红，她叫‘莲莲’，在广州参加一个模特大赛，被媒体曝光了她变过性的经历。”

　　最初的胸部整形手术是在东北鹤岗做的，因为那儿的价格比较便宜。“现在回忆起来，做胸部手术的时候疼得都想死。虽然是全麻，但是麻药退了以后，我一坐起来马上就呕吐不止，伤口剧烈疼痛。手术后我住在一个小旅馆里，整整一个晚上因为伤口疼痛，没有睡一个小时。说实话，如果不是我那么想做一个女人，想改变自己的身体和身份，我怎么可能愿意接受这样的折磨?我怎么可能挺过来呢?”依依自问。

　　经历了那次手术之后，依依回家把房子卖掉，怀揣几万块钱来到了北京。在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找到了有“中国变性之父”之称的陈涣然医生。“我记得很清楚，7月26号，他给我做了喉结切除手术。随后不久，他又去上海的医院做了变性手术。“手术前，我住在医院里，想到马上要做女人了，我就没有感觉到一点对手术的害怕，反而有一种喜悦和兴奋。”

　　变性之后，中国最大的变性网站的站长邀请依依，他成了手术板块的版主。“在刚变性完的一开始几年，我也有想过脱离这个圈子，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融入到生活当中去。但我觉得，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是同性恋、异性恋还是其他人，都需要融入到群体中，所以我就答应了。”作为版主，依依尽心尽力为这个板块的众多朋友提供了变性整形咨询服务。

　　这些年的经历让依依有了新的感悟，“变性人真的很需要大家的同情，需要国家、社会的正视与面对，他们不敢公开，他们的权益也很难得到保护，成天生活在性别的条条框框里，不能做自己，很痛苦很孤单。”

　　其实，公开自己的变性人身份，这对于很多完成变性手术的人来说，是大忌。相比之下，同性恋者还可以在不曝露性倾向的情况下正常地上学、就业。但是，一个变性人想变性，很难隐藏。就算填一张表格，也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压力。而且变性之后，更要面临身份证件的转换，以及就业的困扰。

　　对此，北京林业大学性与性别研究所所长方刚表示，“变性人在这个社会上的处境，比同性恋者要好，因为好像歧视他们的声音比较少。但是，在我看来，这只是一种错觉。变性人的生存处境，在某些意义上，还不如同性恋者，他们受的歧视更深。”

　　请不要假装我们不存在

　　高垒和依依并不是个例。

　　长久以来，在一个大多数人都是异性恋的世界里，“他们生来就是家庭中的异类，”家人可能无法理解或接受他们。他们必须在成长过程中逐渐接受自己的“性取向”(一个人会被什么性别的人吸引)。如果不公开身份，他们将永远受到不良情绪的折磨，但公开身份的后果也可能非常可怕，他们都将带着孤独感，开始人生的历程。

　　当一个人在心理上无法认同自己与生俱来的性别(一般来说指生理性别及引申的各项标签)，相信自己应该属于另一种性别，可能会患上性别焦虑症。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研究显示，同性恋和双性恋的青少年通常都会受到同龄人的欺负，或有滥用药物的经历;与同龄的异性恋者相比，他们试图自杀的可能性要高两倍多。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我们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非异性恋者难以逾越“视俗”门坎。

　　通常地，LGBTQ群体[即女同性恋者(lesbian)、男同性恋者(gay)、双性恋者(bisexual)、跨性别者(transgender，指心理性别与其出生时的生殖器性别不一致的人。通过手术来改变生殖器性别的跨性别者，即是通常语境下的“变性人” )以及酷儿(Queer)或对其性别认同感到疑惑的人(Questioning)的合称]会受到社会的歧视，被视作边缘群体。

　　早在2006年11月，在印度尼西亚日惹举办的国际法学专家会议上，就通过了将国际人权法应用到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相关问题的《日惹原则》。这些原则确立政府与行为主体停止对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人群的暴力、虐待和歧视的法律标准，确保充分的平等。

　　在国外，人们的认识及态度正在发生转变。美国的公众对LGBTQ群体的态度正在迅速地朝着“接受”的方向转移。美国各州的法院和立法机构仍然接二连三地放宽了对同性婚姻的限制，并且，平等对待LGBTQ群体已然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民权议题。还有很多国家都出台了性别多元、性别友好的政策，比如，挪威出台了不分性别的婚姻法，男男可以结婚，女女也可以结婚，待遇没有差别。在西班牙，驾照等证件可以将性别一栏删掉，这样就保护了性多元者特别是跨性别人的权利。

　　多元化时代，寻求尊重

　　根据国际社会的估算，一个国家大约有3%-5%的人口是同性恋和双性恋者，0.5%-2%的人口是跨性别者。“跨性别”(transgender)，这是传统定义的男人与女人之外的性别。这一词汇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性别二元划分模式的挑战，也是人类对自身的更加深入、真实的认知与探索。

　　同样地，在国内，这些逾越了传统性别实践规范的人，广泛而真实地存在于社会中。只不过，当有关LGBTQ的议题真实严肃地摆在面前，在男女二元划分的刻板模式下，他们被认为是需要治疗、改变的“怪胎”“变态”，他们作为一种性别的存在不被承认，其平等权益被剥夺 。方刚对记者表示，“我们以为，性多元者很少。实际上，是因为有很多人不愿公开自己的身份或是压抑自己。中国有十多亿人口，总的数量应该非常可观，只是不被我们看到。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给他们一点空间，最好是能做到以下几点：一是理解，二是尊重，三是给予帮助。”

　　韩国电影《熔炉》里有一句话，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可是，对于那些饱受不公的人们来说，重要的在于，也要改变世界。或许有一天，社会可以对这个群体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关心，也如方刚所说的，“宽容、开放的社会气氛对于性多元者是比较友善的。”■（文/记者 齐亚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