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有时的确是“有国界”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对攸关自身战略安全的核心科技采取一定的保密防范措施。科学在更多时候也有其他一些“界限”。但必须认识到，科学和人才的交流也是必要、必须和无可阻遏的。”

撰文/陶短房(旅美学者)

8月20日，美国卫生部所属国家健康研究院(NIH)院长柯林斯致信全美1万多个机构，声称国外实体机构开始了系统的计划影响NIH资助的研究者，建议各机构与当地美国联邦调查局(FBI)谈话，引发中国著名生物学家饶毅的质疑，并公开用中英文撰写《科学家应该有脊梁》一文与之探讨。

诚如一些媒体所言，NIH要求兼职人员对美国任职机构报告其兼职情况，原本“并非大事”，一个科研项目有多个国家支持也是合情合理合法的。饶毅之所以不满，是因为曾多次公开倡导“科学没有国界，因为它属于人类”的柯林斯，居然会以职务身份公开鼓励FBI调查，并说出“对于知识产权的威胁和外国干涉”这样的话，让他认为其“大大偏离了科学实验的常轨”。

而饶毅—柯林斯争论之所以引发如此强烈关注和共鸣，则是自特朗普政府上台后，采取越来越多的手段限制中国留学生、交换学者和科研人员在美学习、工作的方向和范围，引发了广泛的议论与不安。

公平地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有时的确是“有国界”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会对攸关自身战略安全的核心科技采取一定的保密防范措施。科学在更多时候也有其他一些“界限”。比如，中国人越来越熟悉和善加利用的知识产权保护，其目的是维护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切身利益，维护科学体系的公平。

然而，即使在这些有国界和其他界限的领域，科学和人才的交流也是必要、必须和无可阻遏的。没有意大利裔的费米、德国裔的爱因斯坦，没有来自欧陆的“头脑风暴”和出生地分布于十几个国家的“曼哈顿计划群英”，美国就难以及时研制出改变二战轨迹的原子弹;没有战后从德国“拿来”以奥托·布劳恩为首的顶尖人才、技术，美国航天技术就难以在战后实现井喷式发展，在短短几十年内完成登月、“旅行者外太空探索”、航天飞机等一系列突破，成为毫无争议的世界第一航天大国。

而在公共科学领域，科学和人才交流的重要性和必须性更被绝大多数人普遍认识到。在这些方面，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的美国，则是这种交流最大的受益者。以柯林斯所属的医学和生物医学界为例，没有频繁、密切、制度性的国际人才、科技、资料和信息交流，美国势必难以全面掌握生物和疾病的多样性，势必难以有针对性地开展对许多疾病、病理、医学和药学问题的系统、深入研究，最后影响到科研本身。

可以说，战后的美国既是国际科学人才交流的大户，同样也是这种交流最大的受益者——因为科学和人才的正常、有序交流，本就有利于方方面面，有利于全人类、全世界。

据悉，柯林斯院长在9月11日接受《生物世纪》采访时表示，自己的信“并非针对华人科学家”。相信曾喊出“科学没有国界，因为它属于人类”这一至理名言的他，应能充分理解科学、人才国际交流的重要性——当然，更重要的是，政策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也应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本文转载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