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水滔天,“严防死守”是唯一的对策吗?
文/李鹏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南方多个省份暴雨连连,洪水滔天,“严防死守”成了很多地方应对洪灾的铁律,为了落实责任,有的地方甚至还与一些官员头顶的乌纱帽密切挂钩。因此,严防死守有时就演变成了部分责任人的最高政治任务。
为何南方暴雨如此频繁? 这和持续的厄尔尼诺是有一定关系的。自2014年5月以来,厄尔尼诺事件一直在持续,大气对厄尔尼诺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响应。根据监测显示,近期热带印度洋地区海温明显偏高,这有利于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偏强,导致我国南方地区降水偏多。
不过,我们虽然能够判断出厄尔尼诺可能会带来的影响,但并不意味着能够准确预报暴雨过程。即使像美国那样气象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的国家,它的暴雨预报准确率一般也只有22%至23%。可以说一直以来,暴雨预报对于全球科学界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经历过1998年的惨痛之后,我国一直致力于完善防汛抗旱等应急预案,目前已经拥有了一套完整的应急体系。并且,长江流域防汛的工程措施方面和非工程措施方面的确得到了明显提升。在工程措施方面,国家对长江中下游干流3000多千米的堤防都进行了大规模达标建设,另外长江上游包括三峡水库在内的一些控制型水库已经投入运行,防洪是水库的重要功能之一。在非工程措施方面,气象水文监测预警预报、会商决策支持与1998年相比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即使长江流域再现1998年洪水,现在完全可以从容面对。
可实际上,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这个问题,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严防死守”是唯一的对策吗?也不尽然。
我国是世界上洪涝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多年来洪水洪涝灾害给国家经济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的巨大的损失,这里面既有天灾也有人祸。自然的力量我们无法控制,但是人祸方面,有很多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以日前洪灾导致武汉大规模沦陷为例,人祸就占据了很大的因素,其中人为填湖就是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
武汉曾经号称“百湖之城”,坐拥大江大湖,是武汉最引以为豪的特色。然而,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湖泊就成了人们眼中的资源掠夺地,围湖造田、填湖建城导致湖泊的数量越来越少,湖面也越来越小,而随着上世纪末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湖泊被蚕食的速度也成倍增加,湖泊数量锐减。统计显示,目前武汉城区湖泊有40个,而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一数字是127个,这意味着60年来武汉城区有近90个湖泊消失。
放眼我国南方今年受灾严重的一些省市,不尊重自然规律,大规模围湖造田、填湖造城、侵占河道同样是这些地方受灾严重的重要原因。比如长期以来由于长江中下游洞庭湖、鄱阳湖这两大湖泊的被围垦侵占,其蓄洪能力的下降导致了周边甚至的水患在遇到洪涝灾害时越来越严重。而长江中游更是重灾区。
其实,荷兰的防洪工程建设非常值得我们借鉴。1953年,一场严重的风暴潮重创荷兰,强风将已经高涨的海水推到荷兰海岸并倒灌入内陆,淹没了荷兰5.7%的国土(14.5万公顷),造成1835人死亡,4.7万座房屋被摧毁。遭遇这次创伤后,荷兰政府决心建造规模宏大的三角洲工程,在鹿特丹以南的海湾之间修建水坝、防洪坝等12个大型防洪项目。但是大坝可以拦住海水这种“外患”,但却无法控制内陆的洪水。1995年,莱茵河泛滥,荷兰和德国境内都出现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水灾。荷兰政府意识到,单靠一道道堤坝,不足以抵御更多的暴雨,更完善的方法是兼顾环境治理。如今荷兰正在做的事情是——将部分土地还原,恢复河流、湖泊,以增加河水流通的空间。
当前,洪水滔天之时,我们必须对自身的行为进行深刻的反思,从科学的角度去分析为何会导致今天的恶果,并寻找科学的解决方案。“人定胜天”曾经成为我们的一种大无畏的经济和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指导思想 。这些年来,大量上演的悲剧和恶果告诉我们,人类根本就不可能战胜大自然,我们需要的是改造自己,顺应自然,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以武汉这座城市为例,遏制湖泊减少局面,还城于湖,增强城市湖泊对洪水的吸纳能力,已经成为未来的重要任务。■